刘长林中医理论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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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林中医理论八议

Post by dreamsxin » Thu Apr 27, 2017 6:01 pm

不久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强调“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而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必须破除两个迷信:一是哲学方面的迷信,一是科学的迷信。

首先要破除哲学上的迷信。课堂上说中医是朴素唯物主义,是自发的辩证法。回过头来看,用唯物与唯心来定义中医是否合适?中医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蕴含了东方哲学思想。能简单用西方哲学思想套在中医身上吗?

其次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科学”两字几乎成了唯一“真理”的代名词。难道科学只有一种?中国没有自己的科学吗?

既然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不从唯物唯心的角度去审视中医,那就要回答从哲学上究竟如何认识中医?如果不把西方的科学作为衡量一切认识的唯一标准,那就要回答中医所代表的科学究竟是怎样一种科学?

对于上述疑问,中国中医药报特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长林教授,根据他的专著《中国象科学观》(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从中医理论层面的八个方面作出回应和解答,立足中华民族自信,端出中医的“本原”出来,希冀能够确立起中医的哲学自信、科学自信和理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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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从中医百年沉浮,谈坚定文化自信

Post by dreamsxin » Thu Apr 27, 2017 6:03 pm

历史的回顾

中医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发祥远古,博大精深,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据《史记》,黄帝时医术已相当发达。大将兼名医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能够“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至西周,医学已开始分科,政府对医疗卫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年终要对医生实行医绩考核。春秋战国,中医学受益系统思维阴阳五行,逐渐形成体系。西汉时,医理和医术已呈百花争艳,各吐其香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7家,经方11家,计490卷之多。《黄帝内经》只是其中一家,后来成为中医学之大成典要。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标志中医临床医学走向成熟。三国以降,中医学各门类、各学派竞相独立发展,造就出众多大医家如璀璨群星,汇聚成一条奔流于世界东方的医学长河。至迟唐代,中医学术东传朝鲜日本,西经阿拉伯而进入欧洲。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人类医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鸦片战争,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清政府,西方文化随之也猛烈冲击中国。自此,中医学便面临着西医学和西方科学的严峻挑战,并几次陷入灭顶之灾。“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喊声至今不绝于耳。先是19世纪末有人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后是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具体措施,还有20世纪50年代初原卫生部以“中医科学化”为招幌,实则剔除中医药的方针。但中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没有覆没,到20世纪后叶反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欢迎,越来越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在当今,中医已在全世界开花。

命运变迁说明了什么

中医百年沉浮,国人理当深思!

就笔者管见,中医药面对西医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压力,之所以没有被淘汰,首先是因为它有明显的令人满意的疗效。不言而喻,任何医药如果没有疗效,就不可能流传下去。临床表明,中医药不仅呵护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且能够对众多现代疾病产生很好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功能性、神经性、综合性病症以及疑难杂症,疗效更为显著。即使当今难于治愈和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血压高、肝炎、糖尿病、艾滋病等,中医药也有明显效果。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中医临床疗效远比西医为好,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中医药在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医学科学体系。其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病因病机理论、辨证论治理论、五运六气理论、药性归经理论等。千百年来,正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才能在临床上发挥出巨大的无可否认的治疗效果。

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理论既然能够有效指导临床,就证明中医药是科学的医药知识体系。
也正因为中医药有科学的理论,所以不仅能够治愈古代人的疾病,而且能够适应历史的变迁,有效地治疗现代人的新型疾病。

20世纪,发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如狂飙天降,占领了全世界。中医药却屡经劫难而不衰,且大有日盛一日之势。这不光是因为中医药有疗效,还因为中医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在认识上完全是另外一个体系,其医理和效果为西医和西方现代科学所不能代替,不能解释,更不能超越。

如果中医药能够被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所取代,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继续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中医药的元创性和独创性恰恰在于,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之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于西医和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之外。

从本质上说,中医和西医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医是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西医是以空间为本位的医学。由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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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以时间为本位,自然整体地看待世界,中医药坚持“尽人(物)之性”和“赞天地之化育”的行为原则,拥有西医所不可替代的优点:


(1)诊治的整体性,以整体统摄局部;
(2)能够把握并针对病患的个别性、特异性处方;
(3)以神统形,形神合一,敬重人和生命本身;
(4)提倡治未病和自然疗法,主张养重于治;
(5)采用天然药物,讲求君臣佐使综合药性,尽量不伤正气;
(6)简便易行,花费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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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学认为人乃万物之灵,最为宝贵,对人和人的生命必须敬重。敬重人就是敬重天道,这是中医学的起点。因此,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舍己救人,不问贵贱贫富,亲疏愚智,普同一等,成为大医精诚。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目前,尽管西医在全世界占统治地位,但以还原论、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学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致命的缺点。1998年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及其他22个发达国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因化学合成药物毒副作用导致死亡的人数,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依靠科学发明而制造的药物竟然成为人类的第四杀手,这不能不让世人震惊。

医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生命,可是现代医学所依据的方法本质上却是反自然、反生命的,它总是把复杂性当作简单性来处理,因此不能不陷入许多误区和死胡同。
近年来,自然疗法,即不采用药物、手术等治疗手段的疗法已成为新兴的“第四医学”,受到广泛欢迎和关注。而中国传统气功正是一种理想的自然疗法,同时又是很好的养生方法。它把人与自然,心理与生理,道德修炼与治疗保健很好地统一起来。这就是世界“气功热”的原因。据悉,美国不少医科大学成立了“自然疗法系”,专门研究以中国气功为主的各种非药物疗法。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
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
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

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可见,对中医学的突破,其意义远远不限于医学和生命科学本身。中医学是中国文化大树上开出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文化基因在人之生命科学领域结出的瑰丽成果。因此,中医学的突破定将对整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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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医启示人类应重新审视科学

Post by dreamsxin » Thu Apr 27, 2017 6:18 pm

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西医之争延续了一百余年,尽管中医多次出现险情,岌岌可危,但西医终归没能代替中医,吃掉中医。相反,到了20世纪末,中医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势。如果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中西医结合引出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提倡“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还提出过“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的口号。半个世纪过去了,应当承认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这主要是在临床治疗方面,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是卓有成效的实例之一。再如,采取西医诊断,中医配方,以及中药西制等,也是有益的尝试。这些都属临床和技术。而在理论方面却遇到了麻烦。西医讲解剖和化学分析,中医讲阴阳五行和气;西医讲细菌病毒,定位检测,中医讲八纲辨证,审证求因;西医讲药物化学合成,注重分子结构,中医讲天然药物归经,考究气味升沉。无论是以西医解读中医,还是以中医解读西医,都无法沟通。所以“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目前只能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中医与西医相比照,在基础理论上,中医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的传统,而西医则是近现代的产物。而且,西医与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共同的基础和背景,能够及时地顺利地吸纳其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医却不能或基本不能。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中西医在学理上不能互相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些经验,而且不是科学认知性质的经验,只能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依据是,科学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因此,与其相符合的就是科学,不相符合的就不是科学。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不能令人心服。

对中医学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绝不仅仅是一些技艺的堆积,也绝不是零散经验的集装箱。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是一套相当严密的理论体系。

两千多年来,中医临床就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救死扶伤,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对于人类的凶恶杀手——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艾滋病、糖尿病、肝炎以及其他多种新出现的疑难病、现代病(如城市综合征)等,中医以辨证施治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疗效,表明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试想,如果中医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就不可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至今,更不可能对上述众多新出现的难病做出如此快速有效的反应。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而依经络理论施行的针灸,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可以产生神奇的临床效果,且经济简便,无副作用。这难道是只有“经验”“技术”,没有“科学”“理论”的“文化现象”所能解释的么?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尽管中医学能指导临床,取得疗效,但由于与西医学有本质性的差异,难以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因而被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如果这种做法被视为当然,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作为体系或科学形态有没有多样性?

科学观的误区
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无数次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学确实以范畴、定理、定律的形式把握了人体生命的某些真理、规律,是普遍的,重复有效的。

从这个实际出发,没有理由否认中医学是科学。

那些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人们,是被成就辉煌、威震寰宇的西方现代科学蒙住了眼睛,在科学观上陷入了误区。他们把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认识的标准,从而犯了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是把西方科学取得的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

这里有两个界限应当划清,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的具体形态区别开,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区别开。就科学的形态而言,从历史上看,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分。不可因为古代科学具有朴素性,就不承认是科学。试想,二百年后再回眸今天,所谓现代科学也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而已。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具备了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不是推进了对世界真实性、规律性的认识,有没有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另外,必须承认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学说可能而且应当产生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风格。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

至于科学方法则完全是为科学认识服务的,是从属于科学的。如果以是否采用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定是不是科学,那就是本末倒置,以客压主。西方近代以来,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模糊观念,似乎任何科学都必须与近代物理学化学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没有采用它们的方法,如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就不是科学。有人甚至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以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如汉森、库恩等人,也否认科学方法规则的绝对性、永恒性,认为构成科学合理性的规则会随时间和文化而改变。

依照关系决定论和辩证哲学,事物的属性取决于事物之间建立何种对立统一关系。事物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事物就会相应显示什么样的属性。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采用的方法和科学认识的结果,归根结底由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所以,认识主体选取的认识层面不同,主体与客体确立的关系不同,认识主体采用的科学方法就会相应不同,其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也会有相应不同的形态。

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世界、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西医学既有本质差别,同时又都是关于人身生命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这种“奇异”现象的根源就在这里。

很多人以“科学无国界”为理由,否认在西方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科学,认为科学只能是一元的。这是个大误会。

对“科学无国界”说,应有正确理解:科学可以直接用来发展生产,帮助人们适应和改善自然环境而不涉及民族情感,所以在传播和应用上比较容易被各国各民族接受。而且,你可以研究,我也可以研究。仅此而已。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点是统一的,不变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所谓文化传统包括思维方式、哲学、宗教、伦理、美学等。

因此,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学术。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地域,会造就不同的科学家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并峙分流,就是有力的证明。

科学的两个源,两个流
面对茫茫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

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天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的不断的演育过程。中国人立足于自然的整体。自然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自然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且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中国人的自然整体观念。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生命整体的内部以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需互依、和谐严整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事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全面地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自然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

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和雌雄。在四时、五材(才)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往往看不见摸不到,它们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本根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自然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自然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和关注层面。

中国人有向内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做了大量研究。心学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学术。它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行气健身,而且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他事物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比类而不是公理推演,自然整体观察而不是封闭性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万物的自然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在空间中的展开。

因此,中医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情感的自然状态下的活人。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着重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身作为活的自然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这自然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包括与日月天时的相应,包括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从本质上说,中医学不是直接针对病灶,而是提高人的内能、内和,不是直接祛除病因,而是“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即恢复和加强人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自我痊愈。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疗学上的体现。

西方文化,刚好与中国文化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他们在传统上视空间重于时间,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时间性虚,空间性实;时间的本质趋向综合与整体,空间的本质趋向分解与对立;时间只能共享,空间则可以由强者去切割和占有。

与此相关,西方人喜爱分析,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局部的基础作用,因而喜重孤立研究和封闭实验研究。面对世界,习惯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同时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主张征服自然。西方人有向外的思维趋向,关注事物在空间中的机械运动和物理变化,因而几何学、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对整个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西医学必定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组织结构和化学构成,而缺乏对人的自然整体考察。在病因学和治疗学上,则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体受损的精确部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并修复受损的人体部件。从本质上说,西医学主要研究的是人身生命运动的空间性规律。

综观和比较中西方的思维特征,中国属于阴性文化,西方属于阳性文化。在传统上中国人选择了以时间为主的生命时空坐标,西方人选择了以空间为主的物理时空坐标。这两种时空观贯穿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文化。

正是这两种分具阴阳偏向的文化造就了两种认识论,两种不同的科学思想体系。而中西医正是这两种认识论、两种科学思想体系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以断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而且应当是多元的。对人类曾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至少有两个源、两个流,而不是一个源、一个流。

它们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中国。简而言之,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偏重分析还原,着意形质实体,目的在于征服和控制;发源于黄河、长江的中国科学偏重综合系统,着意功能虚体,目的在于尽物(人)之性,共存共荣。

尽管中国式的科学技术体系与西方相比尚有时代的和规模的巨大差距,但从文化基因上看,它有存在的理由和向前发展的强大潜能,而且代表着当今科学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发展规律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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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中医学生存的哲学依据与经络的时间本质

Post by dreamsxin » Thu Apr 27, 2017 6:23 pm

百余年来,中医学面对西学东渐的严峻形势,历经千难万险,在西医和现代科技,特别是西方科学观念的强大压力下,几次濒危却没有覆没,到20世纪末叶反而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喜爱。这一历史的变迁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存在的复杂性与科学的多元性

一提起科学,人们可能立即想起古希腊,然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再后是近现代物理学的惊人发展。近代物理学,从17世纪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到20世纪的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直至计算物理学的兴起,的确成就辉煌,而且带动了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向高处攀升。

然而不幸的是,在人类认识史上,若某种学理或主义取得了大成就,其意义和应用范围就会被夸大。这是人类意识的通病。在这个“通病”的推动下,西方物理学及其方法被一些人奉若神明,尊为衡量一切科学的标准。凡是与西方近代物理学发生冲突的概念,凡是用物理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概斥之为伪科学和虚幻。封闭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作为近代物理学的主要方法,谁不采用或暂时没有采用,谁就被排除于科学的理念之外。

许多人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述观点来看待中医学,来对中西医加以比较。人们不会忘记,1929年,民国政府由于盲目崇信西洋科学,曾明令取缔和废止中医。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药被提到“宝库”的地位。但认为中医“有技术无科学”“有经验无理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天空。毛泽东主张:科学原理“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我们要西医学中医。”“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西方近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为准绳研究、判定和同化中医中药,就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所走过的道路。

“中西医结合”背后的尖锐矛盾

“中西医结合”的途径概括起来说就是,临床治疗采取西医诊断,中药配方,或西法(药)中法(药)并用;对中药进行化学分析,然后提取“有效成分”,进行西制;寻找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的对应关系,等等。至于中医学的一套理论,由于根本不能与西方生物医学相融,因而继续被一些人拒之于科学的大门之外。所以“结合”的结果主要是扩大了西医的药源,而中医学则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一百年前“废医存药”的命运。

事实上,中医学使我们遇到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中医学不仅能够解决大量临床问题,包括当前人类面临的许多新的疾病,而且有辨证论治的系统理论。正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展开临床治疗并取得疗效。另一方面,用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的概念却难于理解中医理论和中医疗效。那么,我们是应当固守既有的科学观念否定中医的科学地位呢,还是应当尊重事实,重新审视既有的科学观念呢?窃以为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存在的本质是实体还是关系

宇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其存在的形态即存在的运动形式,在层面性、多样性、可能性上也是无限的。而事物究竟显示什么样的性质,取决于它自身内部及与周围环境保持何种关系。关系乃是一切性质和事物存在的基础。是关系决定事物如何形成,如何存在,不是“实体”决定事物如何构成,如何变化,因为一切有形事物,都以关系为其缘起和存在形式。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事物;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而关系的形成又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西方自古希腊至近代,起主要作用的是实体本体论。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实体”概念,认为实体是独立自存的,它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存在,而其他一切存在却依赖于它而存在。实体自身永远保持不变,但它是一切事物生成变化的基础,一切属性的承担者。

17~18世纪,经典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机械论的物质实体概念大为盛行。笛卡儿、洛克、霍布斯等人认为,具有广延的“形体”是独立实体。笛卡儿强调物质的唯一基本特征是广延,广延实体即物质实体。洛克将物体的性质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第一性的质包括结实、广延、动力、质量、形状等;第二性的质是指使他物发生变化的能力,以及在人体感官上产生颜色、声音、嗅味、冷热、软硬等感觉的能力。第二性的质为第一性的质所派生。洛克等认为,关于第一性的质的感觉反映物体本身的性质,而对第二性的质的感觉则与物体本身的性质完全不相似,因为它们受了感觉主体的影响,不属于客体本身。

随着力学的发展和原子论的复兴,“物质”概念被定义为“第一性的质”的承担者。视物质实体为第一性的质与其承担者即原子的总和。普遍认为,物质实体是一切存在物体的本质。广延、质量、形状、动量等第一性的质是物体自身固有的属性。

19世纪自然科学有许多新的突破,机械论的物质实体概念受到冲击。认为物质实体具有某种固定形态或结构的观点被科学事实所摧毁,但是物质实体是世界万物多样性统一的基础和一切属性承担者的观念,直到今天仍然牢固地存在;尤其在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更是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

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西方科学和哲学家开始从实体本体论向关系本体论转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长度、形状、位置、动量、时间间隔等所谓第一性的质,其实和第二性的质一样,也不为物质所“固有”,同样依赖于主体所具有的“认识条件”。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不同,则客体会显示不同的性质。第一性的质原来也具有相对相关性,也是关系的表现,受关系制约。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建立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相应的认识结果。于是,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界限被打破了。而作为关系质,它们又都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见,那种固定不变、独立自存而又成为一切属性承担者的“实体”,并不存在。

为什么科学会有差异性

任何事物既然都是一种关系存在,那么它向人呈现出的性质与状态,自然也由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其建立的关系来决定。应当清醒地看到,正是在这种具体的主客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出相应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结果。

由于现实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提供给人什么样的信息,或者说,人究竟能从认识对象那里获取何种信息,与认识主体的选择,即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统和认识方法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会有何种形态。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存在的复杂性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存在的运动有不同的形式,属于不同领域,具有不等的复杂程度和不同特点,不能混淆,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同一存在的运动领域,或同一运动形式,也有无限多的层面,因而对其认识也是无限的。

对于第一个方面,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给了极为明晰而深刻的回答。(见《自然辩证法》“物质的运动形态”)依恩格斯,物质运动因所含关系不同而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人类社会运动等五大类。从前至后依序一类比一类高级。高级运动形态是由低级运动形态演进而来,高级运动形态包含低级运动形态,但不能归结为即还原为低级运动形态。就是说,各类不同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运动形态,其特殊性不容抹杀。

尽管高级的运动形态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态:化学作用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有机的生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副次形态的存在,并不能把所考察的每一个情况下的主要形态的本质包括无遗。因为高级运动形态所包含的关系,比其所产生的副次运动形态的关系更为复杂。例如,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与大脑中的化学运动和各种粒子的变化一一对应起来,然而这仍然不能把思维的本质揭示完全。

由此表明,在高级的运动形态中,必定包括低级的运动形态作为基础组成部分。但是高级运动形态还有自身独具的特殊内容,为低级运动形态所不具备,所不能企及。

因此,对不同的运动形态,在认识方法上,有共同性,也必须有差异性、特殊性。还原论是不能说明高级运动形态的全部本质的,尤其是标示高级运动形态所在等级的特殊本质,还原论则给放弃了。以这样的认识来审视那种处处事事唯物理学的概念与方法是从的做法,实际是否认了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尤其否认了生命现象更为高级的特殊内容,是以某一特殊领域里的特殊认识活动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

对于第二个方面,人们似乎还比较生疏。但从理论上分析并不难理解。正如前面所述,既要承认同一认识领域(对象)在层面性和可能性上是无限的,同时也要承认,认识主体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结果。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可能出现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方法和不同的知识体系。如果认为,对同一领域(对象)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那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存在层面的多样性和认识取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与世界具有无限性和复杂性的观点相悖。中医西医同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和调控对象,却形成了迥然相异的两套人体模型和诊疗方式,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归根结底,科学知识体系的特征和相应的认识方法取决于认识对象属于哪一种运动形态,取决于主体与客体建立何种样的关系。这二者是相互交叉的。而运动形态的不同,即认识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主客体耦合关系的多种可能,认识主体多样性的选择,则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学与西医学等,各为一元。

总之,主客之间建立何种关系,与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审美情趣、道德判断、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自然科学必然深深地受着人文学术的影响,这两大门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勾连。那种自认为能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甚至凌驾于其他一切学科之上的科学学科,是根本不存在的。

既然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所有学科,它们所建立的知识体系皆受主客体关系的决定和影响,那么,在同一类主客关系的制约下生长起来的科学文化整体系统,就会形成统一的气派、走势和选择性特征,从而显示出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文化差异。

世界的复杂性、无限性决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主客关系的多种选择又决定了由此形成的文化与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一元发展的。而作为中医学母体的中国文化,正是人类多元文化包括多元科学中的一元。

两种时空选择与科学的两个源流

主客关系的决定因素,首推主体对时空关系的选择。时间和空间作为世界存在的形式,其本质在于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展开规模。没有离开事物存在的绝对时空。因此,不同的存在系统各有自己的时空连续统。这就决定了宇宙中不存在统一的时空体系,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

时间和空间为事物存在外部联系的两个基本环节,虽然不可分割,但各有其独立意义。空间的特点是广延和对立;时间的特点是变易和持续。时空概念构成一切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些概念的定位,直接决定着人类描述世界万物的整体框架。因此,科学认识上的任何一次比较重大的革命,都需要有时空概念的相应调整或改变做基础。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主要(并非全部)有两大类时空关系的选择。一类是广义物理时空选择,为西方人的主要传统(并非全部)。一类是广义生命时空选择,为中国人的主要传统(并非全部)。物理时空选择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为从;生命时空选择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为从。这两类时空选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体与客体的耦合关系,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与科学的源和流。

各有偏重的中西时空观,从哲学到科学,从宗教到艺术,从伦理到政治,从语言到日常生活,处处都有酣畅淋漓的体现。这里只能择其一、二以示。

中国学术选择了“时间”

在哲学上,中国古人将宇宙主要看作一个无限演生的过程,而不是万物的并列杂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视宇宙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是中国传统文化普遍接受的看法。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人偏重从生化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如《内经》说:“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强调人为天地所生,与天地同化。

由于着眼宇宙和万物的时间过程,几千年来,中国学术将开掘时间,追求美好事物的长久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周易》经传、历代贤哲和各行各业的学人几乎都对“时间因素”特别下功夫加以研究,在延长时限,提高时效,创造和把握最佳时机等方面有精深论列。《易经》作为六经之首、中国学术之源,其本旨在于“彰往而察来”,把时间过程看作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将事物演进的时间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周易》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正是为了求久。“可久则贤人之德。”(《系辞上》)“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管子》说:“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管子·白心》)老子说:“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第59章)荀子说:“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是道家、儒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思考。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代学术深入研究了如何通过调节以维持整体协同,从而实现长久存在和持续发展的理论,其核心即中和之道。这一思想贯穿于科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十分重视生态的维护,传说黄帝时即有“节用水火材物”的观念。禹之后,历代对自然资源实行“时禁时发”,即适时封禁,适时开发,以利生态的恢复和保养。中国医学养生学深藏奥玄,对延年益寿有奇效。中国的社会管理学更有使社会机体维持长久的妙用。中国的历史记载连绵不断,内容丰富,除二十五史,民间还有许多野史、笔记、族谱、家谱等,构成世界史的一大奇观。中国的社会政治注重血缘宗法传承,相对看轻地域关系。中国的文化传统自古至今,代代延续,保存完整,也与中国偏重时间、追求长久的观念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天文学相当发达。天是关于自然界的最高概念,其直接的显现是空间。但是,中国人却将天落在“时”上,称为“天时”。《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观察和计算天体运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测算历数。截止到太平天国,中国政府颁布的历法达102种之多。春秋时认定太阳的回归年为365. 25日,只比实际的回归年长度多11分14秒,已相当精确;西方达到同样水平则迟后了500年。那时还采用19年而7闰的方法,较好地调整了回归年与朔望月的长度;古希腊人得知此法要比我们晚100年左右。但是,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一直相对薄弱,例如长时期大多数学者认为,大地只是一个平面。这在流行甚广的五行学说和八卦理论中也有所表现,而且五行学说和八卦理论只不过赋予大地以五个或九个方位而已。

中国古代农学取得辉煌成就,注重农时是其法宝之一。《吕氏春秋·审时》开篇曰:“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候,即指天候农时。战国时代大致完成了二十四节气的划定,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诗经小雅·鱼丽》:“物其有矣,维其时矣。”孟子:“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矣。”(《荀子·王制》)古人将准确把握农时,乘作物自然生长之“势”,作为农业丰收的根本保障。

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其教旨在于通过修炼心身,使自我“羽化登仙”,以追求生命时间的永恒。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融合而有巨大发展。佛教主张“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实质是以时间为主体来讨论的。佛教以一切事物不能常住为据,证明万法自性归空,故而追求“常”“乐”“我”“净”之自在,也是从时间着眼而获得的觉悟。佛教主张,佛并不在人之外,修炼的目的正在于回归自身佛性。佛教对现世界的看法和价值判断,完全是从时间角度做论证的。

中国艺术的主题,在于“生动”表现审美对象的“气韵”。“气韵”指生命进行的韵律,很像一首由生命流动所弹奏出来的悠扬乐曲。中国人主张美产生于一阴一阳的变化,这变化与数有一定关系。但“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系辞上》),这数不是固定的比例,而是合于规律的和谐的变量。因此,中国艺术追求的是生命气韵所显示出来的时间美。这种美由阴阳、刚柔、进退、开合、动静、虚实、往来、消长等对立要素有节律的推移而产生,实质是一个过程和对过程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艺术所表达的是过程美。所以中国绘画不需要“光影”和“透视”,中国雕塑不讲求质感和精确比例。它们着意刻画的是生命节奏的跌宕起伏,卷舒迟速,故重传神而不重形似,等等。

西方学术选择了“空间”

与中国文化形成鲜明对称关系的西方文化,则相反。在哲学上,从古希腊至现代,西方有着重空间轻时间的传统。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在创建学说时很少讨论时间问题,而花了好多气力争辩有没有虚空。毕达哥拉斯派以“数”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由数产生点、线、面、体,再由体生出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和世界万物。这意谓,万物由空间产生,而空间连接本原。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根本否认变化的可能,因而指斥时间不属于真实的事物,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只属于人们感觉中的不合逻辑的世界。该派另一位哲人芝诺的著名辩题,如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等,实际上也是单纯从空间角度讨论问题。原子论的创建人德谟克利特坚持主张,一切事物的始基为原子和虚空,而原子永恒不变,没有时间属性。后来的伊壁鸠鲁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重要代表,主张世界为神所造,空间为神创造世界时所使用的永恒“质料”,存在于世界之先,为万物的创成提供了框架,像是一个母体。而神在创造世界时也就创造了时间,时间只是神创世界所用永恒模型的运动影像。它属于被创造出来的感性事物,当然在永恒之外。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时空理论以动力学为基础。与古希腊其他哲学家相比,他给予时间以更多的关注。他肯定了时间的客观性、真实性和永恒性,把时间和运动联系起来。但是他强调空间位移是最基本的运动形式,而时间本身不是运动。因此,依照他的理论,空间是本,时间不过是空间位移的计量,空间显然重于时间。

西方学者着眼空间,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原子论认为,万物由原子集合而成。原子的数量无限多,能运动,没有性质的差别,但有形状、大小、位置和排列的不同,因而构成了各种各样的事物。这种物质构成的思想,与西方传统上占优势的分析方法是联系在一起的。直至近代,物质结构理论也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完成的。

西方公认其科学的源头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它是讨论空间数量关系的经典,对西方科学和哲学思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也有力地说明,西方科学传统是在空间关系的基础上生长和壮大起来的。

与中国不同,西方天文学的关注点不在时历,而在测算天体之间的空间运动关系。文艺复兴之后,伽利略等人创立的天体力学和后来的大部分(不是全部)天文理论,都是以研究天体空间关系为主的。西方最发达的学科是物理学。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等都主要是研究空间属性。西方传统的观念主张,实体是一切存在物的本原。万物由实体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笛卡儿、洛克、霍布斯等认为,具有广延的“形体”是独立实体。笛卡儿强调,物质的唯一基本特征是广延,广延实体即物质实体。这些表明,他们都以空间属性为物质的基本属性。

西方普遍流行的宗教—基督教的教义,建立在上帝与人类、天堂与世间分隔对立的基础之上,其观念以设定的空间割裂和二元对立为前提。虽有永福永苦以报善恶的说法,但在思维上仍是以空间为根基。

西方传统艺术也以表现审美对象的空间美为主要目标。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主张美产生于数的和谐,美由数的一定比例决定。由此西方艺术把与美相关的数规定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比例,如“黄金分割”。这样的美自然属于空间美。与此相关,古希腊美学的中心之一是崇尚人体的形体美。在这一审美旨趣的影响下,西方建筑就多借鉴人体的比例和度量关系。西方传统绘画的基本技法是“光影”和“透视”,以造成强烈的空间效果。然而只有当时间处于停止状态时,才可能有再现于画布上的固定的光影和透视。换句话说,其空间效果的取得是以牺牲时间为代价的,因为画面通过光影和透视再现的世界,只能是时间为零的世界。西方经典绘画和雕塑,以严格的人体解剖为基础,也是空间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反映。所以西方人喜欢的是静态美,而中国人喜欢的是动态美,等等。

总括起来,与不同时空选择紧密相关,中西方形成了两种思维,两种认识论,从而造就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和科学思想体系。

经络的时间本质——人身虚体系统试说


中医理论是在生命时空选择的统摄之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不能离开时间属性来研讨经络藏象的本质。

中医学的理论基础系阴阳五行。阴阳的本质是时间。阴阳概念源于日光照射。日光照到的地方呈现的性状为阳,反之为阴。而太阳的出没回归是一时间过程。五行之核心为四时。四时递嬗,统领五方,实现五行生克。万物归类五行,也是依其与四时相应相动的关系而定。可见五行的本质也是时间。

阴阳五行构成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和制导中医学的取向,这就决定了中医学的全部内容和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具有鲜明的时间性特征。《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又说:“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素问·藏气法时》)故“藏气法时”乃是中医藏象经络理论的基本原则。例如,五藏配属春夏秋冬四(五)时,十二经脉相应十二月,精气分先天后天,等等。实质上,中医学着重把人视作生命功能状态和信息传导的自然流动过程,研究人身自然生命运动的时间性规律。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灸的神奇疗效和经络理论引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的兴趣。中外科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验研究。除难以数计的循经感传现象和沿经取穴有效指导临床的案例外,陆续发现声、光、电、热、磁和同位素扩散沿十四经脉传导有特异性,证实经络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其循行路线与古人记述相符。

不少专家热衷于寻找经络的组织解剖学的结构,以及经气运行的实体承担者,认为经络研究的根本方向在于确认其形态学的物质基础。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二三百年来,西方生物医学一直将人体的一切功能和属性归因于一定的实体物质结构,已成思维定式。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尽管动用了数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和各种现代检测手段,结果既没有发现经络的管道或其他形态的独立组织结构,也没有找到经络运行的物质承担者。

实验中观测到的许多相关现象,如钙离子富集于被针刺的穴位体液中,细胞间隙通讯具有沿经脉传导的特性,针刺经脉会引发沿经脉微小脉搏波等等,都是经络运动带来的结果或影响,而不是经络本身。

应当看到,分解式的视实体为终极原因的研究思路,是西方经典科学传统模式。在以简单性为特征的物质运动如传统物理、化学领域,这种方法获得了极大成功,而一当进入复杂性、不可逆性和非线性领域,就难以奏效了。分子生物学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利用双螺旋结构体远不能解释生命的众多行为。因此,对经络这种复杂生命现象的了解,不应滞囿于微观解剖,须要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探索。将微观实体解析当作寻找一切事物本质的唯一方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那么,经络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经络是时间占优势的生命现象

经络是怎么发现的?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理解经络的实质,明确研究经络的途径,是有裨益的。由于史料的缺乏,已很难再现其发现的具体过程。但经络是中医发现的,中医学本有的解释应当受到尊重,应当做出进一步研究。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经络不是按照西方经典科学的思路找到的。中医原典的相关论述表明,中国古医家首先是将人的生命看作一个特殊的延续过程,而不是着重研究其实体结构。他们所采取的是考察时间过程的特殊方法,以此来体察生命,于是发现了经络。

《黄帝内经》说:

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灵枢·根结》)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藏为纪,阴阳定矣。……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灵枢·终始》)

谨奉天道,请言终始,终始者,经脉为纪。(同上)

阴之与阳也,异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顺阴阳则生,逆之则死。顺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为内格。(《灵枢·邪气藏府病形》《素问·四气调神》)

“终始”,指时间延续的一个周期,它标示时间运行的节律。而时间无限,终而复始,故“终始”又代表时间。“知终始”,也就是认识事物的时间周期和时间规律。古医家认为,人身之阴阳经脉与天道相符相应,天道的本质在时间。要深知天道和经脉之玄奥,掌握各种针法的关要,最重要的是了解它们所显现的时间特征和所遵循的时间规律。懂得了经脉的时间本质,针刺的道理一说就明白。否则,一切都无从说起。而强调“顺”,正表明经络和整个生命作为时间过程是不可逆的。《内经》对经络运行的周期性节律与昼夜、四时、十二月的关系,有十分细致的考察。到了金元时期,则在时间经络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时辰针法,主张针灸取穴不仅要考虑月日,而且要考虑时辰,如子午流注针法、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充分说明了经络的时间特征。

经络和藏象本为一体,不可分割。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只为活的机体所具有。当失去生命之时,经络和藏象也就随之消逝。这一特性表明,经络藏象是生命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显示经络藏象的时间属性占优势。因为生命的本质主要通过时间表现出来,时间才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条件。

许多事实已经说明,寻找解剖形态、分析物质结构的做法并不能彻底揭示生命的本质。尽管生命离不开一定的实体结构和实物承担者,必须通过一定的空间存在得以实现,但是生命是自我复制和实现自我的整体性运动,生命与时间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一方面,时间只有在生命现象中才表现得最充分、最鲜明、最圆满,过去、现在和未来才构成活生生的有机整体。另一方面,生命只有通过不断地与外界进行实存、能量、信息的交换,在新陈代谢的变化中,借助于时间的连续,才能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稳定,自己消耗自己,同时又再生出自己,生命方成为生命。可见,没有时间则不可能有生命的维系。

而非生命体恰恰相反,一切变化和与外界的交换都将破坏其存在,就是说,对既成的非生命体而言,时间只起摧毁的作用。生命个体之所以最终会死亡,正是因为构成生命个体的众多形体单元同时具有非生命的属性。时间在维系个体生命的同时,也在摧毁着那些同时具有非生命属性的形体单元。由此推断,生命的最直接的承担者和推动者,更应当是一种时间属性占优势的特殊的实在。

气是时间占优势的虚体实在

《内经》说:“用针之类,在于调气。”(《灵枢·刺节真邪》)经络的体现者,其功能的执行者是“气”。没有“气”,就没有经络,也没有藏象。“气”正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实在,而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存在—实物和物理场不同。

现实的时间只有现在。过去已经消逝,未来尚未出现。因此,对于时间性内容的认识须要向内和向外两条认识途径相配合,而以前者为主。向外包括观察和实验,并将它们记录下来;向内则是内省和体验,即体察和研究自己的记忆、感受和自我,并由此推认相关事物。时间性内容绵延不断,不可分割,是前后相续的过程性的整体,故只有在体验和内省中才能获得对时间的直接感受和研察。而对于时间性内容的考究,则还需要参照观察和实验的记录。时间是完全整体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但为了进行表达和思考,不得不将其隔离、截断、数量化、形体化,将其凝固为静止状态,置放于空间之中。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会破坏时间性内容的整体特性,因此还须再通过内省体验加以复原、补充和深化。故主体内反式的精神意识活动在认识时间性内容的过程中发挥特别突出的作用。这也就是中国思维重视内省体验的原因。

中国先贤正是在对生命活动进行内省体验的过程中,发现了“气”。气的发现和气的界定,主要是向内的认识方法取得的伟大成就。古代学者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经现代临床和养生实践证明,“气”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实在,至少有如下特性和功能:

一、“气”与人的意识相连通。人可以意念支配气,却不能用其他物理的方法作用于气。《内经》指出,在行针时,医生和患者的意念活动对经脉之气的聚散行止起重要作用。古人对“气”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心”即意识与气的相互联系来完成的。

意识的内容没有相应的空间属性,只能在时间中定位,同其他生命现象一样,以时间属性为主导。而气与意识通连,接受意识的支配,在时空上应与意识有相同的特征。

二、“气”与生命有直接的联系。《管子·枢言》:“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气。”《内经》强调:“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素问·移精变气》)所谓“神”,其实质也是气。可见,气被视为生命的本体和源泉。因此,气应当和生命一样,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实在。这也是气只有通过体验和意念才能被发现,才能被直接把握的缘由。

三、针灸的机理在于通过刺激穴位输入信息,以调节和调动机体的抗病能力。经络之气即起传递信息的作用。《吕氏春秋》等典籍的论述表明,“气”是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携带者和传输者。气的存在就是信息的存在,气的运行就是信息的传递。古代学者将气与道、与太极联系起来,宋代理学家称气为万物的“种子”,意谓“气”之中蕴涵着演生万物的信息。所以气的根本功能在于调控和演化,故静态之气是凝缩的时间,动态之气是时间的展现。

四、气,“其细无内,其大无外。”由于“细无内”,实际上常常不独自占有三维空间,而与他物共同占有空间。它的存在表现出来的不过是一种作用。而它同时又“大无外”,表明它既深入于无限小,又伸展到无限大,无处不存在,无物不通透。

就“气”作为一种实在来说,它在静态的空间中几乎无所显示,没有特定位置。而一当它运变起来,即进入时间范畴,就会产生生化作用;它的存在、特性和重要价值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气的本质所在属于时间。我们称它为“虚体”,而与“实体”相对。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5章)《管子·心术上》:“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低wu(走+午)(同抵牾),无所低wu(走+午),故遍流万物而不变。”“虚”即指“气”。虚的意思是说,它无形,不受任何局限,可与万物通体相融而同位共存。因此,对于这种实在,没有任何一种管道或其他有形的组织结构能够规范它,约束它;而它本身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形的组织结构。这也就是找不到有形经络的原因。而此虚体之气,“动而愈出”,就是说,唯有在运变的时间过程中,才会充分显示出它的存在。

“气”是一个复杂概念,其含义很多,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所指。这里所涉仅限于具上述四性之气。此气与物理场可能有某种关联,但本质不同。“物理场”主要是通过外向的物理方法发现并证实的存在;“气”主要是通过内向的体验方法发现并证实的存在。“物理场”本质属于物理领域,系空间属性占优势的存在;“气”本质属于生命领域,与意识相通连,系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存在。因此,尽管在某些方面“气”与“物理场”有相近之处,但不可将二者混淆。

依据气的以上特性和中医临床可以推认,与有形的人身实体组织共存,还有一个无形的人身虚体系统存在。中医学统称其为“神”,为生命之活力。此无形虚体系统以有形实体系统为依托,与有形实体系统相须互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虚体系统的作用在于激活、推动和调控实体系统的生命过程。人之生命的一切妙处,都来源于虚体之“气”。故无形的人身虚体系统绝非浑沦一片,它是一个条理分明、井然有序的,与有形的人身实体组织相应和的复杂体系。

经络和藏象学说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人身无形虚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临床研究证明,经络藏象在人体生理病理过程中,具有不同于解剖生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独立意义,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虚体和虚体系统是不同于实体系统的客观的真实存在。

首先,用经络藏象理论指导临床可以取得准确而明显的相应疗效。然而,经络藏象,特别是经络所揭示的众多生命现象和规律,却不能用人身实体系统加以解释,不能将其归结为任何实体组织的功能。经络的效应无疑与神经有一定关系,它们作为机体的两个组成系统肯定是相互为用的。但是,经络的走向与神经根本不同,经络的作用不能归属于神经,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最令人惊异的是“口裂试验”:循经感传经过口唇时,双唇的张开并不妨碍感传沿任脉继续前行,而传导的时间要比不张开时有所延长。类似的试验证明,肌肉伤口的开裂,也不能阻止经脉感传。这些试验看来难于用神经系统解释,更不能用血管、淋巴说明。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当生命存在时,经络则显示,而当生命完全消逝时,经络所揭示的“象”“证”,诸如循经感传以及所有声、光、热、电、磁、核素的沿经特异反应则一概不复出现。然而此时人身实体组织的物质构成可能完好无损或基本完好。综合以上,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经络作为生命功能现象必定有其实在的承担者,但它们不是人身实体组织,而是一种直接与生命相关联的具有通透能力的相对独立的无形存在。

其次,证明虚体系真实独立存在的另一个根据在于,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实现经络功能的无形存在—“气”,能够直接受自己或他人意念的支配和影响。如《内经》说:“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气易行也。”(《素问·针解》)医生行针前,须设法控制病人的意识,使其平和而无杂念。这样,病人经络之气才容易依照针刺的调动而行走。可见,意识与气有直接联系,意识依照“以静制动”的原则,对气可起调控作用。而在一般情况下,意识不能直接调控人身实体组织的新陈代谢。这说明,“气”是与人身实体组织不同的另外一种实在。

再次,中医学用五藏之“气”解释人的精神情志活动,并认“气”为精神与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五藏之“气”与经络之“气”和体内其他之“气”相通。它们一同构成人身虚体系统。中医学统称其为“神”,强调“形”即实体系统的存灭决定“神”的存灭,神只能即形而存,决不能离形而生。反之,神的安危也关系形的存亡。神形相即不离,方组成有生命的活的机体。但同时中医学认为,“神”是一相对独立、与“形”有别的实存系统,而并不直接是“形”本身所显示的机能。笔者以前曾反对过这种见解,现在纠正,认定中医学是对的。

除上面所述经络等现象外,还须指出,在人的一生中,构成人体的全部细胞和其他有形物质更新过若干代,但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他(她)的思想、性格、品德、记忆、智慧、情感、技能以及生命活力等,保持严格的连续性、一贯性;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性格、品德、情感等,又可能发生多次重大转变,而他在形体上组织上的有机构成却基本没有变化,与有形生命物质的更新也没有对应关系。面对这种事实,细胞学和分子生物学无言以对。因为生命的延续、连贯和演进主要表现为时间过程,而细胞和分子主要表现为空间存在。因此,不能将与生命本质直接相关的某些最重要的功能过程,归属于人身实体系统,它们应当由另外一种实在即虚体系统来承担。

毫无疑问,围绕经络以及其他一切生命现象所展开的组织解剖学和形态学方面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人身虚体系统和实体系统有着交互作用关系,其交互作用是维系生命过程的关键。所以,绝不能离开实体系统孤立地考察虚体系统。同时,对实体系统相关反应的研究,也是了解虚体系统的重要途径。在一定意义上,实体系统是虚体系统的一面镜子。在目前技术手段难于直接把握虚体的情况下,通过实体系统间接地了解虚体系统的动态与机制,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中医学的贡献正在于通过内省体验和辨析“象”“证”,即实体系统对虚体系统的反映,对人身虚体系统做了初步描述。虚体系统的复杂程度绝不亚于实体系统,其与实体系统的相关关系也有多样性、差异性。但是,中医古典文献并未精确廓清实体与虚体的界限,有时将实体系统与虚体系统绞绕在一起,如混淆血管与经络,等等。中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身虚体系统,这是由其以时间为主的时空选择和以向内为主的认识方法所决定的。

经络与人体发育关系的推想

中国各类传统养生方法几乎都以疏通经络为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养生修炼可以明显地推迟衰老。可见,经络的功能不仅关乎正常生命活动的维系,而且与人的发育、演进,即整体的深层时间进程有密切关系。

依据耗散结构理论,地球上的生命可能是宇宙大爆炸所造成的非平衡态的产物,是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在不可逆的耗散过程中引出的积极结果。人作为小宇宙,其生长的起点——受精卵,应当积聚了数量足够巨大的能量和信息,由一定虚体实在所承载。中医学称其为元神或元气,以哲学概念说,就是人身上的太极或玄牝。一当受精卵生成,它们就开始耗散。随之,在元神的控制下,无形虚体与有形实体相互配合,逐渐长成胚胎、婴儿以至成人。经络就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圜状虚体调控网络系统,而元神系人身无形虚体系统的控制中枢,其所在名为“命门”。它们的作用在于一方面防止物质、能量、信息的过度耗散,一方面将物质、能量、信息转换成人体生命的秩序与构成。

胚胎在母腹中会得到母体的营养,出生后则有奶水食品和空气养育,但这些有形物质的补充不能维系人身发育时所必不可免的耗散。或许,除了与生俱来之元神提供耗散所需之外,为实现人身发育和整个生命进程,还须要吸收由宇宙大爆炸所传播出来的信息与自由能。这一部分工作可能也是由经络腧穴系统来完成。

综上可见,经络的作用在于调控人身的发育和演进,是人身虚体与实体,人身各组成部分,人身与外界环境相互关系的产物,而这些相互关系的意义在于实现人的生命进程。因此,从本质上说,经络是体现在人之生命进程中的时间关系的产物。既然没有任何形态的有形组织能够规范经络之气的运行,那么规范其运行的可能是某种受一定关系规定的动态势能。这种动态势能类似于耗散结构中的熵流。所谓“一定关系”,则是整个人的生命结构。

结语

主客关系的多样性决定了科学的多元性。时空选择是主客关系的重要建构,影响着主客关系的走势。以时间为主的时空选择是中国文化科学源流得以形成的主观条件,而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实在——“气”的存在,则是这一源流能够确立并将继续光大的客观依据。正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形态不同的两种实在,一为有形,一为无形,才有可能形成中西两种文化科学体系,产生中医和西医两类人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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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 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

Post by dreamsxin » Thu Apr 27, 2017 6:27 pm

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中国的观物取象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象科学的要点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是《易传》对“象数之学”的简要说明。“象数之学”就其认识论的意义也就是“象科学”。它强调以自然的时间过程为认识的重心。象科学特殊的认识领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此“自然”不是界域概念,而是状态概念;不可解为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而应解为自然而然,或自其然而然。所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自然”是指不受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向内外环境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过程。取法自然,也就是要求研究和循顺自然状态的时间规律。因此可以认定,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因为象规律要对随机偶然因素和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个体性做出适当估量,这是数学所不能或暂时不能做到的。(3)象规律无疑具有可重复性,但它的重复性是性质上的重复,而不一定是量的重复。

•中医学是象科学

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主要是意象思维的产物。中医学无论在生理病理还是在临床治疗上,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而属于象科学。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和制导中医学的取向,使其全部内容和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意象性。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特征。所谓“辨证”之“证”,正是属于“象”的范畴,主要指人身病理变化不同阶段的整体表现,而不具有或仅局部具有空间定位(解剖学)的性质。它所要把握的主要不在于机体的器官实体,而在于人身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身最高层次的功能。其所规定的,正是生命时间过程的机制和机理。它们与日月天时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以时间为主的选择还促使中医学在自然整体观察、开放性实验之外,多采用内省的方法来认识人身和环境,于是发现了“气”。“气”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实在,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和物理场不同。“气”在生命运动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生命流程和生命感受的承担者和推动者。

“气”为中国古代学术(主要是医学养生)的伟大发现,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正好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实在观。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至19世纪道尔顿才提升为科学概念。“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科学的实践价值。气的存在在养生和临床的无数案例中得到证实,几千年来气概念一直有效地指导临床和养生。尤其要指出的是,气的各种养生和临床效果,至今不可能用其他形态的物质存在来解释或替代。气,绝不仅存在于人身之中。它“细无内,大无外”,“无不通透”,可以受人的意念调控,与实物性存在对称相容,构成世界的“另一半”。事实上,如果没有气,或者放弃了气概念,也就没有了经络藏象,没有了经络藏象与日月四时的应合关系。那还有什么中医?

中医学研究气,并以气为基础建立藏象经络学说,其途径之一是通过“象”。中医之象主要是指人体作为活的自然整体显露于外和所感受到的功能动态过程,是人体内外相互作用关系的整体反应。象的实质是气,是气的流动。北宋张载:“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象是介乎气和形体之间的存在,一般总是在有形物体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呈现出来。

《周易》和中医学在认识上都以“象”为本位,而中医学所探索的是关于人身生命之“象”的规律。阴阳五行应用于中医学,其内容正是关于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规律。所谓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阴阳,就是说,必须在人身整体功能和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上找到根据,而这些关系又都是通过“象”表现出来。医家正是要依据人身所呈之“象”,来做阴阳状态的判断。我们知道,“象”,也唯有“象”,才是自然状态下人身整体功能关系的表现。

•“象”与“体”的不同决定了中医与西医的不同

因此,中医学主要是以与阴阳有应合关系的“象”为依据,来理解人身构造和生命机理。这与西医学以形体为本位是不同的。以形体为本位,则必须确定对象的体形轮廓,空间位置和物质构成。所以,西医学以解剖学、分子生物学和机体物质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为基础。而象作为气的流动,系活的生命整体的动态机能反应。

对人体物质构成的研究,西医学主要采用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在认识过程中,不得不把生命的丰富性、生动性、整体性舍弃,将复杂多变、充满个性的生命整体还原为简单的构成单元和枯固的一般。因此,西医学像整个西方科学一样,长于把握静态的类别,难于把握动态的个别。它可能精确诊断某一类病,但不能确切了解某一个人的病的特殊性。而意象思维的方法,不做现象与本质、个别与一般的对切,在认识过程中能够以简驭繁,保存现象的丰富性、完整性,不做任何破坏,使经过辨析而被确认之“象”,囊括关乎患者疾病的全部要素、变量和参数。因此,中医辨证能够把类别和个别、共性和个性、常时和瞬时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全面把握,有可能将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因人制宜并使副作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具有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巨大意义。

“象”要比“体”敏感。病邪刚客于身,尚未成病即可见于象。故辨证论治可提前发现病变,找到病因,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而形体性的诊断治疗,一般只看重物质构成方面的变化,然而物质构成发生异常时,则病已成,患已深。

“象”要比“体”丰富。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以形体为本位的医学,难于包容人的社会道德和心理精神层面。而辨证论治,察看人的气象,自然地可把人的精神世界纳入其中。所以,中医学有利于实现从治已病到治未病,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

过去一直说,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最大特点,当然不错。但如仅说到此,就还不够究竟,因为西医也有它的整体观。要把这个问题理透彻,须知整体有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性质。高级、复杂的整体由相对低级、简单的整体按等级结构的方式组合而成。组成复杂整体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为其下属等级所不具有。高层等级的规律不仅把本层结构统合起来,同时也把其下面的各不同等级结构统合起来。整体的等级越高,它所包含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越复杂。

经典西医把人看作器官的联合,其人体模型是机械的整体。现代西医注意神经体液调节,并从分子水平观察遗传基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则将人体理解为物理化学的整体。西医整体观的水平不断上升,但至今基本上仍是以还原论和解剖学为基础来理解人的整体。这使西医即使在研究人的生殖、发育和遗传时,也主要是通过解析精卵细胞和遗传分子双螺旋结构体来加以说明,即以空间结构为依据来解释时间的变迁。因此,西医学的人体模型是物理(广义)的整体、实体的整体和以空间为本位(并非不考虑时间)的经过分解的合成整体。

中医理论则与西医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以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生存着的整体的人为对象,因而它所把握的是人之生命整体最高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和以时间为本位(并非不考虑空间)的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整体,因而又是与天地相应而受天地制约的整体。可见西医所把握的人身整体,在层次上要比中医低。就是说,中西两种医学属于人身整体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规律。

发展中医学的原则

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


中西医不能相互替代,不能相互通约。那么,如何发展中医学?发展中医学的原则为何?

愚以为,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应当看到,中医学实际上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人作为认识主体是亿万年进化的产物,任何人造仪器不能替代,要像传统中医那样,注意研究和开发人(医师)的认识潜能。尤其在研究“气”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心灵的特殊作用。“气”是中医至宝,是一大科研课题。

在认识过程中,人的自然的整体与合成的整体这两个层面尽管不能真正沟通,但是二者紧密相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所以,为了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整体(现象)层面,发现更多更深刻的规律,应当参照和融会有关人的物质形体方面的知识。为此,要研究和总结在藏象经络理论形成过程中,古代医家是如何利用当时的解剖知识的。依据自然整体与合成整体之间某种程度的盖然的对应关系,我们应当设法消化、改制现代生物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来丰富中医药基础理论。

发展中医学,突破原有的中医学理论,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当前,首先要以今天的话语恢复中医的本来面目,抢救中医遗产,深入讨论和正确理解中医的科学位置、中医与西医的关系,然后再谈基础理论的发展。

中医学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领域,有自己的优势和广阔远景。中医学是象科学的代表,其意义绝不限于医学。它的突破和跃升,定将推动整个象科学的复兴。当今,人类认识的重点,正在从静态本体转向自然状态过程,从空间转向时间。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生命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生物进化论、经济学、广义社会学、预测学、风险对策,等等,在这些迫切需要重新建树的领域,数学逻辑方法、控制性实验方法、抽象方法,确定性原则、机械决定论、完全性重复等理念,已显露出巨大的局限性,而采用象科学的方法则有可能奏效。毫无疑问,中国传统象科学及其方法有待提高和发展,必须合理吸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相应成果,但不是通约,更不可唯西方科学传统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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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阴阳代表一条与西方科学不同的认识路线

Post by dreamsxin » Tue May 02, 2017 6:33 pm

中国人视阴阳为万物本根,妙化之源。阴阳昭示了一种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宇宙观,并代表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认识路线。


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要重新定位

为了论证以阴阳为基本范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须要从头即从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说起。

西方科学哲学,也是当今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哲学,将世界分为物质和运动这样两个最为根本的方面,强调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运动系物质在运动。就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可归纳为两个基本要点:1.物质和运动从不分离。2.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物质是体,运动是用;物质是本,运动是末。物质在运动中展示,运动不过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现代科学所说的信息虽然不等于物质本身,但仍然是物质运动的产物,是物质运动的一种方式。

基于以上看法,那么认识世界不外是认识运动与物质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在于物质。就是说,认识世界归根结底是要认识运动着的物质,或物质如何运动。即使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其实质仍然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所谓复杂系统和复杂性运动仍然是以现实存在的物质结构为基础,只不过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极大的横向综合性和高度的抽象概括性。

这里所说的物质,是标示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存在于人的感觉之外,可以直接或间接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故物质作为客观实在总是处于与人的感觉并立相外的位置。

物质存在的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存在方式必定是有形、有限的,同时它首先是一种空间存在,以空间性质为主、为本,以时间性质为次、为从。因为人的感觉器官的感知能力只能把握有形有限的事物。而一切有形体、有界限的存在,必定是空间性质占优势的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具有相对稳定的形体和界限而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西方科学哲学着眼于世界的实体,视世界统一于物质,所以在观察世界时以空间为本位。或者也可以说,西方学者在观察世界时以空间为本位,故将物质实体视作世界统一的基础。

纵观古今,西方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与上述哲学观念始终是相应的。不可否认,这其中包含了真理性,并且在人类认识史上确实创造了辉煌。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上述关于物质与运动关系的看法不过是一种认识路线的产物,是不完善的,存在偏颇和缺失。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哲学没有充分估计运动和运动所形成的关系的独立意义。

世界的确存在物质和运动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以致没有真正的分界。比如就原子之间的化合与分解而言,原子是物质存在,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的运动。然而,原子自身也充满运动,由质子、中子、电子之间的运动关系所构成。由此推出去,无不如是。因此,物质和运动的区分仅具有相对意义,不能简单地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属性”,物质派生运动。事实上,物质与运动既相融不分,又各具独立意义,可以说它们互为“属性”,处在相互派生之中。

运动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具体的物质存在是有限的,而由运动交织成的关系和联系是无限的。

物质是一抽象概念。实际中存在的物质,都是有具体性质的个体化的实物或物理场,无不具有自己的时空边界。但是,这些具体的物质存在在运动过程中,必定会与其他物质存在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即是运动的显示,运动的过程和体现。它们以自然整体的方式存在,没有时空界限,构成一个永恒变化着的杂错交织的整体运动关系之网。这个“网”是无限的,不可切割的,如果硬加切割,则会破坏宇宙整体运动联系的本来面目。

毫无疑问,这个宇宙运动关系之网与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存在之间,是相互应合的。但是,由于运动关系的复杂交错,彼此影响,它们与各有时空边界的具体物质存在不可能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作为无限的运动关系之网,实质系宇宙的整体层面。这个无限宇宙的整体层面相对于各有时空边界的具体物质存在,自然具有了巨大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律性,不为各具体的物质存在自身所固有。

我们知道,每一具体的物质存在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物质系统。该物质系统作为一个本始的整体,除了其物质构成之外,应当包括它自身在自然状态下固有的全部内部联系和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发生的所有外部联系。而这些物质系统在自然状态下的所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就是该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它们都属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一部分。物质系统的复杂程度越高,其整体层面的独立性和特殊规律就越是不能用其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来说明,而各个物质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是连为一体的。

可见,实际中存在的物质与运动的关系,显示为无数有一定时空边界的个体物质存在与无限整体的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关系。物质和运动是宇宙中同时共存、又各具独立和特殊意义的两个实在的层面。这两个层面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相互决定,而绝不是仅由一方(物质)派生另一方(运动)。所谓物质进化,物质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正是在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作用和制导下实现的,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运动关系中方能实现。

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

“天网”,即“天之道”,也就是宇宙运动关系之网。它究竟由什么来承载,通过什么来实现,在这里可以不具体讨论,因为运动和物质存在相融而不可分,运动是物质和其他一切实在(元气)的存在方式,物质和其他一切实在(元气)也是运动的存在方式。总之,运动和一切实在,“天网”和万物,虽各有自己的独立意义,但不是各占不同空间的两个东西。这里要辨明的是,运动和一切实在不过是宇宙存在的两面:从物质的角度看,宇宙由无数具体有限的个体实在所组成;从运动的角度看,它显示为无限不可分割的宇宙关系之网。

表面看起来,“天网”性虚,物质性实。天网不像物质那样有形可见,有体可察,但它无所不通,无所不及,无不包容。正是由它推展流形大化,运变万物生神。它虽然性虚,却并非无迹。天网之迹,其实就是万物在自然状态下变化着的现象。运动的自然呈现,就是现象。现象显示运动过程,它将一切运动关系物化、形化。所有交叉错综的运动关系都会通过现象综合地昭显出来,储存起来,发挥效能。现象即宇宙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系各物质系统表里内外、上下左右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反应和反映。现象的丰富性、变动性、随机偶然性,等等,正是根源于运动关系的复杂性、无限性和不确定性。现象就是“天网”的作用和明鉴。

现象作为宇宙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绝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物质实体的外在表现,更不是什么片面的、零碎的,其本身就有自己的规律和本体存在的独立意义,对宇宙演化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现象的实质,也就是运动和运动所形成的宇宙关系之网。

阴阳是“天网”中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由于宇宙分为物质存在和运动关系之网两大对立层面,二者在存在方式上具有互斥性,一为无量之有时空界限的个体,一为统一之无时空界限的“天网”,因而认识就不可能同时以这两个层面为出发点,而必定或者以物质实体为本位来把握世界,或者以运动关系之网为本位来把握世界。这样就形成了对世界认识的两种选择。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属于前者,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属于后者。

认识层面的特点与认识方法的特点是相互对应的。

物质实体层面,其具体存在是有边界的个别事物。对这样的事物,根本上须要从相对静止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对它们的存在和变化做出明晰的刻画。而从相对静止的角度去看事物,人们看到的是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决定整体。因此,对它们的认识就要从实体构成上去进行。于是,切割分解的方法,还原的方法势必成为基本的方法。对整体和过程的把握则须在分解还原的基础上来完成。

“天网”层面,其具体存在是各种运动过程和由它们所形成的无时空界限的极端复杂的整体联系。对这样的运动关系网,根本上必须从动态的角度去观察,才能对它们的存在和过程加以把握。而“天网”的呈现就是自然状态下的现象,故把握“天网”就要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观察现象。现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不容分割的,而在自然整体状态下观察现象,事物演进呈现整体产生和决定部分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握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本质和规律,实际就是要通过现象找出“天网”中那些起规定性、制导性作用的关系。正是那些“不争而善胜”,“不召而自来”,无所不及,无不包容的关系,推动事物演进,使整体产生和决定部分。

由于对宇宙存在层面的选择不同,西方人以物质实体作为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中国人以天道——天网作为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西方人在物质实体中找到了原子、粒子,而中国人在天道——天网中发现了阴阳、五行。西方科学以物质原子为万物之本,中国科学则以天道阴阳为万物之本。

众所周知,阴阳不代表任何物质实体,是指某种运动状态及其所形成的关系。而这种状态和关系源于日、月、地三者的交错运动:

阴阳之义配日月。(《易传·系辞上》)

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

阴阳系日月。(《灵枢·阴阳系日月》)

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素问·阴阳应象》)

受日照射为阳,受月照射为阴。天之影响为阳,地之影响为阴。日月往还,天地动静,就生出了阴阳交替。“神明”即指阴阳,阴阳成为规定天地万物运动变化最根本的规律,系世间一切妙化之源。

阴阳在大地上的本始表现即昼夜、四时。昼为阳,夜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这一过程直接显示为明暗、寒热的交替。明暗、寒热系阴阳的基本性态。从此基本性态出发,则引申出动静、进退、出入、升降、内外、显隐、伸收等动态关系,分属于阴阳两范畴。继而再将刚柔、水火、雌雄、仁义、南北、东西等的功能趋向赋予阴阳的属性。“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同上)凡与水火相类的性态,均可纳入阴阳。而水火的性态集中代表了日月、天地的功能趋向。

阴阳的各种引申义与阴阳本义—昼夜四时及其基本性态—明暗、寒热,是有内在联系的。从具体表现看,那些引申是阴阳本义本性的延续和扩展,它们相互勾连,相互包含。从本质上说,它们之间有感应关系,即“同声(类)相应,同气相求”(《易传·文言·乾》),有“气”相通。

由于与昼夜四时、明暗寒热发生感应关系的事物无量繁多,所以阴阳概念具有极大的广普性,阴阳关系成为支配天地万物的一条基本规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太阳、月亮和地球往来周旋,交错变换,其向外辐射的作用乃是大地万物得以生化演进的根源。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包括日月往还、天地动静在内的所有阴阳现象,有可能受更大时空范围和更深层的阴阳关系的决定与影响。

《易传》明确立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刚柔者,立本者也。”(《系辞下》)《内经》更有详述: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气调神》)

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

这些论述认为,源于日、月、地三者交错运动的阴阳关系,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动因和规范,决定着万物的死生终始和无穷变换。从变化和状态的角度看,阴阳的确是万物成毁的本根和依据。没有亿万斯年昼夜四时的往来循环,天地之间光凭着分子、原子和各种速度的粒子,是不可能有今天如此多样和如此样态的形物、生命类型和万千变化的。

《内经》说:“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天地之气即阴阳之“气”,四时之法即阴阳之法。人为万物之灵,万物和人都是在天地四时即阴阳关系的规定下生成和运化。因此,“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同上)上下表里、藏象经络无不取法阴阳四时,无不与阴阳四时通应。如肝、心、脾、肺、肾分属春、夏、长夏、秋、冬(五行),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应,还有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等等。万物亦如是。

可见,由日、月、地形成的阴阳关系,就像“基因”一样,通过恢恢天网赋予万物万事,将其刻印在它们身上。只不过这种“基因”不是有形物质,不是分子原子,而是一种运动关系。这种运动关系生存于一切生化过程之内,成显于万物和人的功能结构之中,同时也就决定它(他)们的形体和状貌。

由于天地万物无不含有阴阳“基因”,因而组成了一个有规律性联系的统一的“大家庭”。不同事物之间,按“同气相求”的法则,会交错发生“以阳召阳,以阴召阴”(《庄子·徐无鬼》)从而相互加强的关系。由是,不同事物的阴阳实际上也会交错发生互根、对待的关系。中医学正是依据天地万物的这种关系,建立自己的治疗和药物理论。选择和炮制自然之物,或创立某种手段,因其性能的阴阳偏向,用以调节和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中国传统的广义生态学(如堪舆)、农学、建筑工程学、各类管理学等,也利用这种自然存在的关系,为实现最佳目标服务。

西方科学的自然观以物质为宇宙存在的基础,认为宇宙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并进而提出物质形态可以相互转化的观念。究其实,西方近现代的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就是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各学科的具体研究对象不同,但统一的物质概念能够使它们相互沟通。

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强调一切存在都是变化的存在,宇宙本身就是流形大化,因此以自然状态的运动关系为一切存在的基础。而宇宙真正的统一性,在于万物皆为天道或元气所生所化。天道或元气的实际显现就是复杂多样的运动关系,或称“天网”。天网中起决定作用的普遍存在的关系,则使各类不同事物相互沟通。

正像西方科学主要研究物质运动和物质形态那样,中国传统科学主要研究“天网”,着重从中发现起重要作用的普遍性的关系,揭示它们对天地万物的制导和影响。因此中国的认识论势必采取“以大观小”的自然整体的方法,而不是“以小观大”的还原方法。


阴阳是意象概念不是抽象概念

“天网”通过自然状态的现象昭示,现象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无限广远的联系。直接承载现象的是物质实体,而物质实体躲在现象背后,所以要把握物质实体就必须将现象在思维中“过筛”,拨开芜杂,祛除现象中非“本质”的,即与物质实体非直接性的联系,提取“本质”性,即与物质实体直接相关的联系。因此,抽象方法成为西方科学的主要思维方法。

中国传统科学寻求天网的规律,也就是能够在自然状态的现象中发挥效能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一定与天网无限广远的宇宙联系相贯通,相适应,并以其为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要探索天网的规律就必须保持现象的原始状态,在不对现象进行任何破坏或人为控制的前提下,提取“象”信息,加以分析和综合,比较和类推,进而找出具有重复性、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律。这样的规律不表现为抽象的形式,而表现为象的形式。在思维中做这样的加工,所采用的是意象方法,简言之,就是做概括而不离象的思维方法。

阴阳即主要是以意象方法获取的意象概念,系表现为象的形式的规律。

任何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即自身的规定性。抽象概念的内涵是通过思维获得的抽象共性。这种共性在现实世界是不直接存在的,而只寓于现实存在的个性之中。如物质为抽象概念。现世界没有赤裸裸的“物质”,物质的规定性作为思维的产物,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客观实在之中。意象概念的内涵则不是抽象共性,而是某种共有的象,可称“共象”,也就是某种感性具体的运动关系的规定,它们作为现实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重复性。如张仲景对六经病的概括,就属意象概念。六经病中关于太阳经病,他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伤寒论》)脉浮、头项强痛和恶寒都是病象,三者的组合构成太阳经病概念的基本内涵。只要同时出现这三种病象,即为太阳经病。太阳经病有自己特殊的变化规律,治疗也有一定的相应之方。



前面提到阴阳的直接表现、基本性态和引申性态,它们作为阴阳概念的规定性,显然不是抽象共性,而是现实存在的运动状态、过程和关系,表现为象,而非抽象。《内经》之《阴阳应象》的篇名已清楚指明,阴阳属于现象层面,以象的形式出现。

《内经》说:“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何谓“名”?《说文》:“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名就其字义,是指以文字或口说指称某一事物。该事物本来可见,因冥而不得见,故须以文字或口说来指代。此注与先秦诸子相一致。《管子·心术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庄子·逍遥游》:“名者,实之宾也。”《荀子·正名》:“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名与实相对,是对有分别之形物的称代。就是说,名之所指是感性具体的实物。这一点,荀子有专论:“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同上)“天官”,指人的感官。“意物”,指以感官感知事物而形成感觉之象。“比方”,比较对照。“疑似”,即拟似,指事物的实象一致。如果事物的感性实象相近而通,为同类同情者,则约定一个共同的“名”称指,以便表达和交流。

可见,所谓“名”是指代具体实象、实物的概念,其内涵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共相”,而是某种感官可意之象的规定。阴阳作为“名”,正是指代一系列可感之象。但是,阴阳同时又“无形”。“无形”的第一层含义是说,阴阳不是指物质形体。而不表示物质形体的象,则只能是表示某种运动关系。其第二层含义则在强调,阴阳作为天网中的一种运动关系,不是仅对某种特殊的形物发生作用,也不为某种固定形物所专有。就是说,阴阳作为某种“象”,是有严格界定的(“有名”),但它所标示的运动过程和关系却可以,而且必定会与万物发生联系,体现在任何一种形物身上(“无形”)。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第42章)原来,万物是在宇宙运动关系网的大环境中,在相互作用、漫长演化的过程中,因日月往还、天地动静而收受了阴阳关系。归根结底阴阳是自外至内、自大(范围)至小(范围)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万物呈显阴阳的性态和趋向。故曰“负”阴而“抱”阳。

一切概念不仅有内涵,还有一定的外延。外延指合于概念内涵规定的所有对象。一般以抽象为特征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成反向关系:内涵越丰富,外延越狭小;内涵越空疏,外延越广大。然而,用意象方法形成的概念却不同。意象概念的规定不是抽象共性,而是感性具体的运动关系,所以内涵和外延不是反向关系,而是正向关系,内涵越丰富,外延越广大。如阴阳的意义由昼夜、四时引申出明暗、寒热以至升降、出入等,内涵增加,外延也就跟着扩大。清代名医程钟龄说:“病有总要,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至于病之阴阳,统上六字而言,所包者广。”(《医学心悟》)寒热、虚实、表里是人体生命运动的整体感性状态和关系,显示为病“象”。阴阳将此六项统为自己的内涵,就把所有可能出现的证候全部囊括。如果内涵仅限于六项中的一部分,其外延就会减少,就不能涵盖一切证候。

更重要的是,由抽象概念和意象概念分别形成的“类”别关系有本质不同。抽象概念所涵盖的事物与该概念所规定的“类”的关系,为类属关系,即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凡属于某一类的事物,一定具有规定该类事物的抽象共性,它们也仅仅是因为共同具有这一抽象共性而被联系在一起,归为一类。它们的统一性正是在于这一抽象共性。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则不在其类概念之中。

意象概念也形成“类”。意象概念所涵盖的事物与该概念所规定的“类”的关系,为归属关系,或称归纳关系。它们不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因为由意象概念所形成的类别,其规定性不是某种抽象共性,而是某种感性具体的运动关系。凡受制于某种具体的运动关系的事物,就归属于某一类。而所谓某事物受制于某种具体的运动关系,当然是指整个的该具体事物,也就是它感性的全部。所以,依据意象概念所做的归类,事物不是以其部分,更不是以某种抽象共性归于某一类,而是以其自然的整体进入该类。就是说,属于某一类的诸事物,不是在抽象共性的层面发生联系,而是整个事物与整个事物在共有某种具体运动关系上发生联系。这种联系是个别与个别、个别与全体之间的联系。

由上可见,抽象思维有利于寻找现象背后的本质,即物质实体的性质及物质实体之间稳定的直接的关系。意象思维则适合于探察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事物之间稳定的规律性的联系。例如以四时阴阳为基础的五行,就是意象概念。其内涵不是什么抽象共性,而是自然状态下事物与春夏秋冬四时的感应关系。凡与春季发生感应联系的各种事物,其性属“木”,为木类;凡与夏季发生感应联系的各种事物,其性属“火”,为火类;凡与长夏发生感应联系的各种事物,其性属“土”,为土类;凡与秋季发生感应联系的各种事物,其性属“金”,为金类;凡与冬季发生感应联系的各种事物,其性属“水”,为水类。五行代表五种属性,它们不是抽象共性,而是五种感性具体的运动关系,凡具有这种运动关系的事物就分属一行。而同行之物会发生相应相成的关系,不同行之物则分别具有生克乘侮的关系。五行关系是阴阳关系的展开,也是“天网”中起重要作用的关系。这些规律性的关系是实际存在的,认识它们,利用它们,无疑是人类科学事业不应缺少的组成部分。


阴阳认识路线的彻底开放性
和自然时间性

要把握物质实体及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光通过思维中的抽象是不够的,还须要做控制边界条件的封闭性实验。所谓控制边界条件,就是在实验中将现象“过筛”,将现实中存在、却不为我们所关注的作用关系排除,而只剩下我们所感兴趣的关系和过程。这就是近现代科学所说的实验方法。这种实验方法同抽象方法、还原论方法相辅相成,一脉相通。它体现了以主制客的主客对立关系。

中国传统科学寻求“天网”的规律,必须保持宇宙运动关系和万事万物的自然本始状态,所以不可能采取上述实验方法,而是采取静观的方法。静观,是在保持和不干预事物之自然本始状态下,对事物的运变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易传》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此即静观。如果可能,还要设法做彻底开放的实验,就是在完全自然本始状态下做实验,如“神农尝百草”。

前面提到,事物的自然本始即自然整体状态,包括事物系统自身的全体内部关系和事物系统与“天网”的所有外部关系。须要特别指出的是,事物作为认识客体在实际过程(包括认识过程)中与主体建立的互动关系,也是事物系统外部关系的一部分,为事物自然整体状态不可缺少的组成。西方科学要把握物质实体的本来面目,而物质实体的实际存在是有时空界限的个体,因此十分强调认识的客观性,强调在认识过程中严格划清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在认识的结果中要彻底排除主体因素。对于西方科学,认识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是不可分的。

中国传统科学则不然。要真正保持事物的自然整体状态,做到静观,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就必须“相融”与“合一”。“相融”与“合一”并不意谓泯除主客界限从而取消认识,而是承认和尊重主客在实际过程(包括认识过程)中建立的互动关系,不做彼此分隔,并将其包括在认识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彻底排除主观因素和主体对客体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那么,在主客相融、天人合一的关系中如何实现认识?认识的根本方法为何?岐伯曰:“唯顺而已矣。”(《灵枢·师传》)《易传》也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卦·彖》)“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彖》)“说(悦)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卦·彖》)在中国古代文献里,这样的论述不胜枚举,说明中国的认识论以“顺”为基本原则。顺,就是在不干预、不控制客体的前提下,因循其自然整体的运动,寻找其变化的规律。

“天网”和万物自然整体的状态,即宇宙运动过程和运动关系的本始状态,突出显示的是原本的或自然的时间。而躲藏在现象背后、以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形式存在的物质实体,则突出显示的是空间。意象、静观和彻底开放的实验,是顺应自然时间流变的认识方法。抽象、还原论和封闭式实验,是适应空间稳定构成的认识方法。中国传统科学着重事物的气化生成,不等于不关注事物的空间物质构成,但它是从天时流变的视角去考察对象的空间物质构成,故与西方物质科学有着本质差别。西方科学着重事物的物质构成,不等于不关注事物的整体时间变化,尤其在古希腊时代和现代系统科学中,有关于整体生成过程的许多精彩论述,但它是以物质实体为基础讨论对象的变化生成,或虽然离开具体的物质实体,却仍以主客对立的方式和抽象思维来研究事物的整体性和生成过程,因而不可能进入事物自然整体的范畴,不可能与本始状态的“天网”沟通。由此看来,由于看世界的立场和本位不同,“生成论”和“构成论”都各有两种形态,故不能笼统地以“生成”和“构成”作为中国与西方不同认识取向的分界。

毫无疑问,物质和运动、空间和时间是相融而不可分割的。那么,以物质(空间)为本位去研究运动(时间)和以运动为本位去研究物质,这两种认识方向最终能否汇合呢?就是说,中西两条认识路线、两种科学体系能否最终沟通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因为这两种认识方向,都以破坏对方存在的根本条件为前提。

当以物质为本位去认识世界时,由于具体的物质存在是有时空界限的,所以要清晰地把握它们,就必须适度折断它们与宇宙“天网”的联系,将它们分离开来,抽取出来,加以研究。这样,宇宙运动关系的整体状态就被破坏了。于是,天网及其与该物质存在的本始联系就不可能进入视野。反之,当以运动为本位去认识世界时,由于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所建立的联系是无限的,所以要原本地把握它们,就必须保持对象的自然整体状态,不破坏对象与天网的任何联系。这样,对象的实体构造和时空界限就处于流变和振荡之中,从而被模糊了。因此,从这两个认识方向的任何一方,都永远不可能过渡到另一方。

由于物质与运动、空间与时间本来就相反相成,相融而不可分,故而这两个认识方向对称互补,都有无限发展的前景。而它们的认识成果,一定可以相互启示,相互利用,成为促进对方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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